我从未见过王济民书记，我不认识他，也不知道他是高是矮是胖是瘦。如果我的问题能在他干预之前以现实的方式解决，我可能就不会和他有交集了。1978年11月，亭口小学一名公办教师突然病逝。公社中心校领导告诉亭口大队，学年中期没有公办教师可派，让大队找民办教师顶替，我就被拉到讲台上。后来在填表的时候，我很聪明的认为前一年的短暂时间不用算，就从第二年的新学期开始，于是把入伍时间填成了“1979年2月”。谁知这种“慷慨”给我以后带来了很大的麻烦。1982年民科重组，我因为1978年底有界被踢出民科。尽管我一再解释，中心校和大队也证明，中心校副校长亲自去找了教育科长……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。一气之下，我以为我不干了，可大队(村)和公社(乡)领导都留着。同时我也想起了当年大队干部让我去当民办教师的时候，拒绝了六七个人的申请，选择了没有申请的我，这是对我极大的信任。所以，在从教之初，我全身心地投入，用自己的成绩回报了他们的信任:1983年上半年，我们学校的负责人让我这个新兵给毕业班教数学。短短一个学期，考试通过率从30%提高到60%以上，翻了一倍多，有一个学生考上了重点初中。下半年，他安排我教毕业班。到1985年，2600多名毕业学生争夺重点初中50个名额时，有4个入围(另外50个名额在千镇特招)，据说惊动了县教研室。实事求是的说，我也很珍惜这个可以施展抱负的平台。所以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，我每年都给教育局写信投诉。但是直到1985年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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